我很早就知道，成年人嘴里的“以后再说”，往往就是这件事已经被决定得差不多了。
只是他们总觉得小孩不懂，所以说的时候不避人，做的时候也不解释。等你真的察觉出不对劲时，事情往往已经走到了你够不着的地方。你只能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把你的生活挪来挪去，像挪一张桌子、一只凳子，先嫌碍地方，再想放去哪里比较不碍眼。
我第一次有那种感觉，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。
那天很热，窗外晒得发白，墙皮都像要被烤化了。风扇挂在天花板上，吱呀吱呀地转，吹下来的风一点也不凉，倒把屋里的油烟味、潮气和母亲刚喷过的香水味全搅到了一起，闷得人发昏。
母亲一早就起来洗头，她把头发吹得又松又软，散在肩上，穿了一条我从没见她穿过的浅色裙子。她站在镜子前照了很久，一会儿侧过脸看耳朵边垂下来的碎发，一会儿低头整理腰上的褶皱，最后坐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描眉，涂口红。
我坐在矮凳上削铅笔，眼睛却一直往她那边飘。
她今天心情显然不错，连拿梳子的动作都比平时轻。阿婆在厨房里煲汤，锅盖被水汽顶得噗噗响，她探出头来，笑着说：“这样就对了，人看着也精神。男人啊，最先看的就是样子。”
母亲没说话，只是对着镜子抿了一下唇，像在确认口红是不是涂匀了。她那天用的是偏玫红的颜色，衬得整张脸一下鲜亮起来，好像平日里压在她眉眼间的灰暗都淡了些。
阿婆又说：“他几点来？”
“说是中午。”母亲答得有些漫不经心，可我还是听出来了，她是在压着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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